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清朝建立之初，就以中国传统的“朝贡”模式来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系。1637年，清太宗武力迫使朝鲜在南汉山城缔结城下之盟，同时敕谕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日本乃岛国，国力亦较朝鲜强大许多，这决定了正处于明清对峙中的清朝无法以军事手段克服日本。出于维护自身政权安全与减轻统一大业阻力的目的，清朝欲以朝鲜为中介，通过和平的手段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制之下。然而朝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清日两国“绝不可通也”，并未转告日本。
不过，1638年日本代表对马藩藩主宗义成还是通过釜山倭馆获知了此事。日本方面认为，“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今使馆倭移接于（釜山）城中，多储器械则虽有意外之变，与贵国相机周旋，岂非上策乎”。由此可见，日本视清朝为“虏”，非但毫无通交之意，更有联合朝鲜对抗之心。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漂流至中国，清朝不但对他们实施救助和优待，摄政王多尔衮还专门接见他们。次年，清朝通过朝鲜送还日本漂流民，并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顺治帝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
1646年，日本向朝鲜派出针对飘流民事件的答谢使，但所携文书却称清朝为“鞑靼”，全无赞美清朝之意。朝鲜代送漂民事件也使日本得出朝鲜“与鞑靼为一”的结论，认定“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1647年，顺治帝颁诏海外：“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闽浙，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但日本对其“诏谕”未作任何回应。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允许本国商民出海贸易。1685年，福建总督王国安、靖海侯施琅受康熙帝之命派遣武官江君开、文官梁尔寿赴日贸易，江户幕府虽然允许了此次贸易，但要求二人转告清廷“此后勿再派遣官府之人”。
江户幕府受到明朝遗民及朝鲜力量的影响。清朝入关正值日本锁国之初，江户幕府对清朝的了解主要源自明朝遗民及朝鲜。明末清初，赴日华商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南力一地区，他们或直接隶属反清的郑氏集团，或受郑氏保护，抵日后自称“唐人”，并不认同自身的清人身份。换言之，此期的华商多为明朝遗民，他们对清朝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明朝遗臣更是痛恨清朝，为匡复明室，不断赴日乞师、乞资，求援文书有曰:“蠢尔靴虏，乘机r毒，擅污我陵庙，侵凌我境土，残害我生灵，迁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恶贯满盈。”竭尽侮辱言辞，极力渲染“靴虏”残暴。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江户幕府清朝观的形成。另外，朝鲜是日本的“通信国”，其对江户幕府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满族政权两次入侵给朝鲜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伤害:屈从于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满族，这对尚文轻武的朝鲜来说一时无法接受;忠君事大思想在朝鲜社会中根深蒂固，放弃数百年的“事大事业”而转侍“蛮胡之群”，朝鲜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朝鲜蔑视、敌视清朝的态度也是影响江户幕府对清观形成的因素之一。
江户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日关系历史的影响。江户幕府视满族与蒙古同种，满族崛起使其想起四百年前曾经入侵日本的“元寇”。因清朝对日本的态度与“当年蒙古征服高丽并试图纳日本为藩国，当日本拒绝后，便发兵入侵的态度颇为相似’心，故而江户幕府害怕他们会像“元寇”那样给日本带来战争。另一力一面，江户幕府又为祖先击败强大的元朝感到自豪，正如《通航一览》将清朝救助日本漂民解读为清对日本的畏惧那样，江户幕府对清疑惧的同时亦心存蔑视。
参考文献：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仁祖人王实录》卷四
《清世祖实录》卷三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