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做文学渲染，我小时候真真切切闻到了那种别致的味道。味道的来源，一是线装书的纸张；二是纸装书里夹着的树叶。我不认识那种树叶，问姥娘，她说那是樟树叶，是姥爷夹在里面防书虫的。其实，那些书不是姥爷一个人的，还有我三姨宋桂英的。她作为烈士子女，被教育部门保送至临沭师范，毕业后在我们公社驻地教学，嫁给一个叫刘玉柱的同事。1968年底，他俩遭遇“一鞭赶”，回了临沂老家。三姨用过的课本，一直存放在姥娘家里。姥娘家中有两个篓壳，本来是用于牲口驮运的两个大酒篓，不知什么时候破得只剩了下半截，姥娘便用它装书。我从能记事起，就经常扒拉着那些书看。虽然不识字，只能看里面的插图，但也觉得那是个奥妙无穷趣味无穷的世界。等到上学后认得一些字了，它们更成了我的心爱之物。
我当上民办教师，当天就去告诉姥娘。她听了不胜欣喜，说：“好呀，你老姥爷当过私塾先生，你姥爷当过八路军的教员，你三姨正当着，你现在也当上了，是第四代了。”经她这么阐明，我忽然有了一种庄严感、使命感。我说：“我得好好看看俺姥爷俺三姨的书。”姥娘指着两只篓壳说：“看吧看吧，你当个大书虫，把这些书都吃进肚子里！”
书虫，我在那两个篓子里见过，它们的身体呈银灰色，长约一厘米，乱钻乱拱，专吃纸页。姥娘每年都在三伏天选个晴朗的日子，把两篓书搬出去，摊在院子里晒，但还是晒不绝这种小生灵。它一年年生生不息，让一些书上有了深深浅浅、形状各异的孔洞。我读书时，面对一些句子的断掉、画面的残缺，咬牙切齿痛恨书虫。
1970年冬天，我变成一只圆颅方足的书虫，有空就去姥娘家，在书堆里乱拱。这时我发现，姥爷和三姨的书，汇集了新旧两个教育体系的施教内容，对比鲜明，趣味迥异。我常常看过姥爷的《三字经》，再去看三姨的《动物学》；看过三姨的历史教材，再去看姥爷的三民主义读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战前夕姥爷在临沂买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阿Q正传》《沉沦》《超人》等等，汇集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名篇。还有一篇我记不着篇名与作者了，但其中的情节让我终生不忘：在一个月夜，在一片山地里，两群敌对的士兵持枪靠近，准备厮杀。然而，在他们中间的旷野上突然响起了笛声，是一个人冒死吹奏的。笛声是那样美妙，哀婉，结果把两队士兵都感化了，他们放下枪支，握手言和，在月光下一起歌唱舞蹈。这篇作品，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造成了我反战反暴力的一贯立场。三姨读中学时，语文课分为《语法》和《文学》两门，那几本《文学》课本，也让我深深迷恋，因为其中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
我读姥爷留下的《三字经》，还直接导致了一本夜校教材的诞生。那时候上级要求在成人中扫除文盲，扫盲的任务由各村教师负责。宋家星联系三个村的团支部，让他们开会动员，并让三个村各买一盏汽灯，供夜校使用。因为没有教材，宋家星让我主笔编写。我接受了任务，就从新华字典上选了两千来个字，仿照《三字经》，三个字一句，编成顺口溜。两千来字抄在一张大纸上，每用一字，就从纸上勾掉，不能有重复使用的。这就有了难度。有时候为了安排好一个字，要反反复复折腾，累得我头疼欲裂。当然，新《三字经》的内容，都是紧扣时代要求，文革色彩浓厚。当时上级规定，一个人认识一千五百字，就算摘掉了文盲帽子，我好不容易让新《三字经》达到了这个字数，而且一个字也没有重复的。教材编完，经老师和团干部们讨论审定，就买来钢板、蜡纸和油印机开始印刷。由于缺乏经验，刻字力度过大，印不了多少，蜡纸上的一些笔划就在油滚的碾压下开裂，致使文字变形，字迹模糊。宋家星记得，有一位公社干部下乡，看了我们的操作，笑我们笨，搞得我们很没面子。
那个年代流行一个词语，叫“瓜菜代”，意思是没有粮食果腹，就用瓜菜之类代替。我们编印的这份教材也算文化上的“瓜菜代”，但是夜校毕竟有了教材。开学那天，三口教室里汽灯明亮，带着油墨味道的教材发到了那些文盲、半文盲男女青年手中，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和宋家星、王玉翠各教一个班，带领大家念，指导他们写。我们教夜校是有报酬的，每教一晚，生产队为我们多记两个工分。莒南人把汉字戏称为“蚂蚁爪子”，那些夜校学员经常在放学时总结：今晚上又学了几个蚂蚁爪子。然而，第二天晚上再到这里，有人还能记着，有人则说“就着糊涂喝了”。在我们那里，把糊粥叫“糊涂”，这话的意思是糊涂了，把学到的“蚂蚁爪子”忘记了。
（赵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