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圣谕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清末宣讲圣谕，除湖南、湖北外，风气最盛的地区，是四川。湖南士绅周汉曾说：“宣讲之风，蜀中最盛。”
我们从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人刘德忠先生提供的先祖保存下来的《宣讲圣谕设台王章》中，了解了清末四川乡村宣讲圣谕的情形。在四川多个名人、老先生的回忆录中，也有关于宣讲圣谕的场景。
不过，这个时候的宣讲圣谕，更多的是说书人在履行宣讲职责，他们通过说书，把圣谕中的规定融入在故事传说中，更容易被乡民所接受。
郭沫若回忆所见宣讲圣谕的情景
郭沫若的《沬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中“我的童年”写道，他童年时曾在家乡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听宣讲圣谕。
当时，乡下经常有来宣讲圣谕的先生，讲一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
宣讲前，在街门口用3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圣谕”牌位。
到宣讲的时候，先生庄重肃穆地向“圣谕”牌先磕4个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面对众人，拖长了声音，念出圣谕，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
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凡是唱口的地方，总是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还用金钟和鱼筒（鼓）、简板之类器具，以助腔调。
郭沫若说，在他还没有发蒙前，他已经能听懂这种宣讲圣谕的先生的善书了。
傅增湘、陶世龙对宣讲圣谕情景的回忆
四川江安县人傅增湘，进士出身，曾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2月到“五四”运动前，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
傅增湘曾经提到过家乡说书宣讲风气盛行的情况，但他批评说：“虽是劝人为善，然虚诞的话太多，或反转添出许多迷惑狂谬的思想。”
四川安岳县人、科普作家陶世龙，在曾回忆说，他上小学时，已经是“民国”时期了，但安岳县城里还有宣讲圣谕的说书人。
陶世龙记得，一天，在安岳县城县衙西边的一条街上，当时已经傍晚了，说书人在街边用桌子搭了一个高台，上面供有一块写有“圣谕”二字、形似神主牌的牌子，前面还有香炉点着香。
虽然围着听的人不多，但说书人不管下面是什么场面，照讲不误。
陶世龙因为好奇，过去听。其实就是说书，大多是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故事，老百姓叫它说善书。
说书人年龄很老了，大概一辈子都是以此为业。在前清时，应该有官府给他薪水，到了“民国”，估计地方上的民间团体仍会对他有所支持。
陶世龙说，抗日战争开始后，这类说书宣讲圣谕的情况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在宣传抗日了，老黄历的圣谕或善书，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泸州城乡旧时有宣讲圣谕的风习，而且历史悠久、很是盛行
四川泸县人梁心纯，曾任《泸县金融志》主编、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江阳文史委员会文史研究员。
，在梁心纯去世的那年，他写的《旧时，泸州城乡的讲圣谕》一文，刊发在《老人世界》杂志当年第6期上。
梁心纯在文中写道，泸州城乡旧时有宣讲圣谕的风习，而且历史悠久、很是盛行。如民间办红白事、逢年过节时，大多要请私塾老师或善讲者到场宣讲，也有职业宣讲圣谕的人，逢场天在茶房、酒肆宣讲收钱。
清末的时候，泸州城里有一个叫简学文的人，宣讲圣谕颇有名气。
宣讲圣谕时，道具比较简单，在一个场合的显眼位置，或地形高一点的地方，安放一张桌子或搭建一个小台子。如果在茶馆、酒楼，宣讲人为了让大家看到他的表情，一般会站在板凳上。
开场时，宣讲人提起一面小锣，“哐”地敲一下，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叫做“圆场”。
小锣的功能较多：惊堂木、打拍子、收钱盘等。
在宣讲时，如果有听众说话，影响了他人听讲，宣讲人就敲两下小锣，用来压堂子，相当于说书人的惊堂木。
宣讲人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唱起来，敲打着锣边，用来押韵打拍子。
宣讲人讲到或唱到精彩处，看到听讲的入迷了，就会突然停下来，把小锣翻转过来，成为收钱的盘子，伸向听众。
一边收钱，宣讲人还会唱道：“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父母年老弱，儿女一大摊。每天三顿饭，还要栈房钱。听众行个善，多少都不嫌……”
听众心地善良，大都会解囊，量力而行地给钱。
有的人家做红白事或遇到过年过节，会采取“包场”的形式，宣讲人就不会向听众收钱。
梁心纯还对宣讲圣谕、说评书、金钱板等进行了区别：讲圣谕不同于说评书，说评书只说不唱；也不同于打金钱板，金钱板只唱不说。
讲圣谕是又说又唱，“说”与评书相似，“唱”叫唱板，又叫数板或哭板。
唱板有音韵，如“大审苏三”，县太爷在公堂把惊堂木一拍：“胆大刁妇，从实招来！”苏三随即哭唱道：“大人在上容奴禀，听我苏三说分明……”唱后又说。
如果故事情节比较长，会分为上、中、下来宣讲。
梁心纯说，宣讲圣谕的内容，主要是一种劝化，即劝恶从善、劝愚化贤、劝逆行孝，其中也掺杂因果报应等宿命论观点。
泸州城乡宣讲圣谕的活动，1949年后就自然消失了。
【下期看点】
时至今日，在中国有的地方，仍有宣讲圣谕活动，并成为当地的一大民俗。请看“四川发现·尘封的乡档(8)”。
特别鸣谢：
刘德忠先生，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