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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关于学书之法，反又出现了神秘化的论述。解缙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甚至称自羲献而下，世无善明清以后，在学书思想上，盲目的崇古论。无视书理的技法论，更形成一股保守的时潮。仅仅一个中锋问题，就有多少人为之纠缠。
清人笪重光《书筏》称：“今书家同一圆秀，然惟中锋劲而直，齐而润，然后圆，圆斯秀矣。”“能运中锋，虽败笔亦圆。不会中锋，即佳颖亦劣。优劣之根，断在于此。”
把能否专用中锋当了能否写好字的关键。将写字简单化，将运笔绝对化，似乎学书就只是学会使用中锋的问题。
书筏
事实是否如此呢？明代王世贞早已据实论证： 正锋、偏锋之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故借此以为谈耳。苏、黄全是偏锋，旭、素时有一二笔，即右军行草中亦不能清废。盖正以立骨，偏以取态，自不容已也。文待诏小楷，时出偏锋，固不特京兆，何损法书？解大绅、丰人翁、马应图尽出正锋，宁救恶札？其实，这只要看看古人书迹，看看书写效果，就可以弄清楚的；问题，可都不顾这一些，硬要在那死争，而且参与争论者，都不是书论家，而是书家。问题之所以出现，在于一部分人盲目崇古，既不认真研习古人，却又迷信了一些无根无据的“口传心授”和所谓“心正笔正”的中锋论；而古人明明说得清楚明白的道理，反而不去认真领会。
书论家
这说明即使从技法学习、理解、运用的角度，也反映出中国书法精神的发展，而且正是在进取的与保守的实用的与艺术审美的不同要求的斗争中发展的。汉代出现过赵壹的《非草书》，就是从学习草书引发的对字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否定。错了，赵说话是很认真的。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正如明、清以来关于中、侧锋用笔的争辩一样。 时人看来，似乎是前人思想认识太局板，笔该怎么执，难道不是从工具材料运用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么？离开了书写目的和工具材料的实际，这种争论没有意义。
非草书书法
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问题苦苦纠缠了许多年呢？在当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具有“雄辩性”的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盖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
非草书
历史事实是：草书并没有因此而废弃，说明实践比理论有不可比拟的生命力，理论如果不符合实际，任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阻止事物的发展。这里面，我以为首先不是由于当时人们迷惑于笔法失传，蔡邕一句“令笔芯常在点画中行”,就把它绝对化。书法作为作者心理的现实、修养品格的对象化是事实，但也不能简单到：将笔正执，心就“正”、人的品格就“正”了。这样说，似乎还是：古人太笨了，都受到这种似是而非之论的愚弄。其实不然，其实这里恰体现一种精神：把技法的掌握运用，与作者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实际要求书家对书法的每一步骤环节都要从精神气格的高度重视起来，意在说明，书法不仅是技法的运用，学书一开始， 就要有气格修养的自觉，因为它是文化艺术，只不过当时书人太迷信一点。
草书
无可否认，真理前进一步就成谬误。古人并不笨，也不局板。就在这种“理论”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死技法、活运用”的思想观点。而且也是早有传统的王僧虔《笔意赞》提倡从临习王羲之人手(不能忘记他是处在南北朝时期),却要求不受古人技术法度的束缚。只要笔画有力量，有气势，“粗不为重，细不为轻”,尽可以有自己有的方法和面目。但是，当书者通过实践，从根本上领悟到书法的基本规律，“终其悟也，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孙过庭在《书谱》中也是指出：“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把握住这一点，“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锺张而尚工”。
笔意赞
张怀瓘的见识是“学必有法，成则无体，欲探其奥，先识其门。”对于学习技法，他认为：“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着，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锺、王、张、索，而是规模？"这还不足以说明在学术上所体现的一种基本精神？事物正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通过对历代的法帖的分析研究和切身的心得体会，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去和一些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错误技法认识学书方法，作正面的较量，正显示在中国书法技法上，历代都有一种敢于破除迷信，敢于坚持正确技法原理的精神，而这正是时代书家要很好继承发扬的。
参考资料《中国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