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天作》一诗，便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非凡手笔。下面是分享的国学宝典诗经：《天作》原文译文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子孙保之。
【注释】
⑴高山：指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
⑵大王：即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荒：扩大，治理。
⑶彼：指大王。作：治理。
⑷康：安。
⑸彼：指文王。徂：往。
⑹夷：平坦易通。行（háng）：道路。
【译文】
高耸的岐山自然天成，
创业的大王苦心经营。
荒山变成了良田沃野，
文王来继承欣欣向荣。
他率领民众云集岐山，
阔步行进在康庄大道，
为子孙创造锦绣前程。
【赏析】
对于周人来说，岐山是一圣地：“周之兴也，鸑鷟（yuèzhuó即凤凰）鸣于岐山。”（《国语·周语》）周人一系传至古公亶父，居于豳地，“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去豳，度漆、沮。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史记·周本纪》）古公之前，后稷、公刘二位也是功勋卓著，《国语》之所以取岐山为周人兴起的圣地，似是极度推崇古公之仁，从上引文可见，古公不仅仁爱本族，而且推仁爱于一再侵犯于己的异族，自然更是难能可贵，因而也更具备后世儒家所定的圣人品格。
《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潜》），它写出了岐山。《毛诗序》说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其实，岐山是古公至文王历代周主开创经营的根据地，其后的伐商灭纣便是在此积蓄了力量。《天作》这首诗，应该既是祭圣地，同时又是祭开创经营圣地的贤明君主的。由于岐山之业为古公开创，而文王后来由此迁都于丰，故《天作》应是在岐山对古公至文王历代君主进行祭祀的诗。至于行祭之人，则非文王的继承人武王莫属。
“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武王，但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纣王囚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文王之世，已为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岐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作》一诗，便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非凡手笔。
扩展阅读：
诗经历史考据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