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加速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使江南地区快速发展。通过大运河调运江南地区的物品到北方，成为大运河开通之后的重要功能之一。这其中既有漕运南方地区粮食到洛阳、长安为主的官方行动，也有江南地区的土特产运送到北方，以橘、茶为主要商品北运的民间贸易，在活跃市场的同时，北方民众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提升。
关键词：隋唐；大运河；粮食；漕运；特产
《全唐文》卷九百八十五阙名《对梨橘判》云：
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橘来郑州，行至徐城，水流急，两船相冲，俱破。梨及橘并流，梨散接得半，橘薄盛总不失。元礼执信索陪，执信不伏。
通过这条判词的起因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方贩运的商品有橘子、梨，通过大运河贩运水果无疑是南北方经济交流的典型。循此思路，考察南北方通过隋唐大运河运输的物品，可以进一步探索南北方经济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因此而更加活跃的原因。
一、以粮食为主的漕运
通过隋唐大运河运往北方的粮食，以运河两岸所产粮食为主，并且呈现出量大、增长迅速的特点。早在大运河贯通之前，隋文帝就重视沿黄河两岸转运仓的建设。《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 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
虽然上述史料主要反映的是黄河两岸转运仓的设置，但所运输的主要粮食是米，且洛阳是黄河运输通道的中转站。为了满足长安粮食需要，采取招募人员运输洛阳所储存的米到长安，免除征戍的措施。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稻米是否来源于南方地区，但至少是沿黄河两岸所产。
图1：隋唐大运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江南地区稻米运到北方就便利很多。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难以运到北方。大业末年，冯翊下邦人鱼俱罗在会稽郡镇压刘元进起义，起义规模“浸盛，败而复聚”。当时，鱼俱罗“诸子并在京、洛，又见天下渐乱，终恐道路隔绝。于时东都饥馑，谷食踊贵，俱罗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粜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鱼俱罗私下从江南地区运输米到洛阳出卖，可见这种民间贩卖稻米现象的存在。
唐代漕运江南地区粮食到北方作为国家行为持续数百年之久，演化成了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现象。通过大运河将南方地区的物资输送到北方，其中粮食占据的比重较大，体现了隋唐大运河开凿之后的主要功能。唐代运输南方地区到北方的粮食以稻米为主，且数量庞大。咸亨元年（670），四十余州出现了“旱及霜虫”，关中地区受灾尤为严重，为了救灾，唐高宗“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仪凤四年（679）二月，因东都洛阳饥荒，“官出糙米以救饥人”。这些糙米应当是来自江淮地区的稻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因此建
议朝廷“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这是东都洛阳从江南地区通过大运河输送稻米的证据。
唐代从江淮地区通过运河输送稻米的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多。在贞观、永徽之际，从江淮运往京师的稻米“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及至开元年间，随着供给人口的增加，从江淮运到北方的稻米数量猛增。贞元十五年（799）三月，“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虽有是命，然岁运不过四十万石”。元和二年（807），“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再次凸显了洛阳在大运河运输中的中转站地位。这些史书记载的内容，从含嘉仓出土的铭砖铭文中也可得到证明。铭砖一（窖）记述，输粮的地点是苏 州 ，输粮时间是万岁通天二年（697），其品种与数量为：“糙米白多一万三□□十五石耗在内。”其储存含嘉仓时间：“圣历二年（699）正月八日纳了。”铭砖二（窖 19）记载，输粮地点在邢州，其储存含嘉仓时间在长寿元年（692），其品种与数量为：“小√七千五百石九斗八升耗在内。”其储存含嘉仓时间：“长寿二年三月廿四日纳了。”铭砖三（窖19）记述数量的地点在冀州，存粮“万肆千贰佰捌拾硕”。铭砖五（窖50）记载了输粮地点在德、濮、魏、沧等州，输粮的时间为天授元年（690），输粮的品种与数量为：“粟八千六百九十五石耗在内六千廿石，一千二百八十石六百石七百九十五石。”另据铭砖八（窖182）经办官吏及姓名有“楚州租典郭□、副纲淮阴县□……滁州租典□□、副纲清□县丞刘”等。通过上述铭砖铭文所反映的含嘉仓输粮地点有苏州、邢州、冀州、德州、濮州、魏州、沧州、□州、楚州、淮阴县、滁州等十州一县，输粮的时间集中于调露二年（680）到万岁通天二年（697）。这说明通过大运河输往洛阳的粮食来自大运河两岸，既有南方的大米，还有北方的小米。由此可见，大运河的运输便利使朝廷能够在急需关头，随时调运粮食到洛阳、长安以解燃眉之急，而洛阳在其中就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
二、以特产为主的多样化贡品
除了官府利用大运河运输来自运河州郡的粮食，在唐代利用运河运输来自南方地区的土特产成为运河发挥作用的又一特点。
《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云：
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
《韦坚传》所记述的南方各地所运送物品，涉及生活的多个方面，而这些物品除官府所用之外，民间也大量使用，故而在大运河运输中占据较大比重。循此线索，我们对来自江南地区的其他物品加以考证。
（一）广陵郡，通过大运河运到北方的是“锦、镜、铜器、海味”
其实不仅是这些物品，《新唐书》卷三十五《地理志五》云：“（广陵郡）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水兕甲、黄稑米、乌节米、鱼脐、鱼鮬、糖蟹、蜜姜、藕、铁精、空青、白芒、兔丝、蛇粟、括姜粉。”土贡显然是贡献于朝廷的特产，贡献的品种之多超乎其他郡，这些贡品可以分为六类：其一为金属器皿，有“金、 银、铜器、青铜镜”等。这是因为其所辖的江都、六合、天长三县均有铜矿资源，是制作铜制品的重要来源，正因为来自广陵郡的铜制品非常有名，故而当时有“扬州铜器”之语。其二为丝织品，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等。其三为特产稻米， 有“黄稑米、乌节米”等。其四为水产品，有“鱼脐、鱼鮬、糖蟹、蜜姜、藕”等。其五为中药，有“铁精、空 青、白芒、兔丝、蛇粟、括姜粉”等。其中，“殿额莞席”今人解释为朴席，为扬子县所产；水兕甲为水兕（一种形象像牛的水兽）皮制作的铠甲。至于说丹阳郡的京口绫衫在后世仍然很有名，顾炎武云：“及乎王心一荡，佞谀日崇，开广运水潭，致江南之货，广陵铜器、京口绫衫。”
图2：唐代铜镜
（二）会稽郡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是“铜器、 罗、吴绫、绛纱”
在其他史书中也有多处记载，《新唐书》卷三十五《地理志五》记载，越州会稽郡“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谷、花 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原属会稽郡的余姚郡是鄮县，“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浣奏以越州之鄮县置”，土贡有“吴绫、交梭绫、海味、署预、附子”。李吉甫云：“贡、赋：开元贡：甘橘，甘蔗，葛根，石蜜，交梭白绫。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另进异文吴绫，及花皷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六典》亦载“越州吴绫”。到了唐懿宗时，吴绫经由大运河运到北方储存于大安国寺后，甚而发生了被群盗偷走的事件。
（三）南海郡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主要是“玳瑁、真珠、象牙、沉香”
李吉甫云：“（南海郡）贡、赋：开元贡：丝布，竹布，蕉布，沈香，甲香，钟乳，石斛，蚺蛇胆，山姜。元和贡：荔枝煎，山姜，余甘子，鼊皮，石斛，钟乳，沈香，甲香，占腊香，蚺蛇胆。”李吉甫所记载只有沉香一种，《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上》亦云：“（广州南海郡）土贡：银、藤簟、竹席、荔枝、鼊皮、鳖甲、蚺蛇胆、石斛、沉香、甲香、詹糖香。”《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土贡考一·历代土贡》云：“南海郡：贡生沈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鼊皮三十斤、蚺蛇胆五枚、薝沈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领。”这里所述贡献给朝廷的沉香品种更为详细，说明李吉甫和《新唐书》所列只是大概。玳瑁、真珠、象牙有可能来自域外，由来自南海郡的船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元和十三年（818），在南海中的诃陵国，“遣使进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在崖州珠崖郡，“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在陆州玉山郡，“土贡：银、玳瑁、裛皮、翠羽、甲香”。徐申担任岭南节度使时，“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剩索，商贾饶盈”。从唐代岭南诸郡和域外诃陵国以玳瑁贡献可以看出，经由大运河运往北方是玳瑁的重要来源。真珠也是南蛮地区的重要特产，南海地区产真珠在魏晋以来就得到人们的肯定，《岭表录异》卷上云：“白州有一派水，出自双水山，合容州江，呼为绿珠井，在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在林邑国国王、夫人的装饰上都有真珠，婆利国王冠也用真珠装饰。天宝八载（749），林邑国国王卢陀罗“使献真珠一百条、沈香三十斤、鲜白毡，驯象二十只”。可知来自南海郡的真珠极有可能是域外获得。
（四）豫章郡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主要是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云：洪州豫章郡， “土贡：葛、丝布、梅煎、乳柑。有铜坑一”。按照天宝三载（744）制：“豫章郡：贡葛五十匹、柑子六千颗。”这里出现的葛布是南方地区的特产。《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洪州》云：“贡、赋：开元贡：葛，纻布，丹参，旋覆花。元和贡：细葛布一十五匹。”从开元到元和均有葛布贡献。
（五）宣城郡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贡品为空青石、纸笔、黄连等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云：“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白纻、丝头红毯、兔褐、 簟、纸、笔、署预、黄连、碌青。有铅坑一。”在其所属当涂县“有铜，有铁”，其所属南陵县“利国山有铜，有铁；凤凰山有银”。在宁国县“有银”。《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宣州》云：“贡、赋：开元贡：白纻布。自贞元后，常贡之外，别进五色线毯及绫绮等珍物，与淮南、两浙相比。”其所辖十县中南陵县的“利国山，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监。梅根监，在县西一百三十五里。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铜井山，在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当涂县的“赤金山，在县北一十里。出好铜与金类，《淮南子》《食货志》所谓丹阳铜也”。在溧水县的“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通过上述诸郡在船上所绘的标识可以看出唐代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主要物品，也可以看出大运河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以橘、茶为主的商品北运
正如前文所引用的《对梨橘判》所描述的那样，南方地区所产橘子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北方所产的梨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南方销售，大运河作为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长安二年（702），凤阁舍人崔融上《谏税关市疏》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就说明大运河通道实现了南北商业交通货物流通。江南地区作为贡品的特产亦有可能在北方销售，大历十三年（778），刘晏为尚书左仆射，提前购买“江淮茶、橘”，优先得以上贡朝廷，亦明其对江南物产之熟悉。《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云：“自江淮茗橘珍甘，常与本道分贡，竞欲先至，虽封山断道，以禁前发，晏厚资致之，常冠诸府，由是媢怨益多。”这里提到了刘晏“厚资致之”，说明其私下购买茶、橘的事实。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次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唐德宗下诏停止山南枇杷和江南柑橘大批量贡献，仅余少量以供宗庙，这无疑为民间将大量南方特产北运行销提供了可能。薛戎在任浙东观察使时，此前所辖州内有“触酒禁者罪当死，橘未贡先鬻者死”，薛戎“弛其禁”，以便江南地区所产的柑橘能够及时卖出，以造福橘农。而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记载，在浙东观察使所辖的州有苏州吴郡、杭州余杭郡、越州会稽郡、温州永嘉郡均有柑橘生产，且多作为贡品。在此大的环境下薛戎放宽橘子销售的前提条件，无疑为其北运提供了可能。
茶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唐代大运河运输中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也引起人们的关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有“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的美句，向人们展示了将茶运往北方的茶商沿途生活的场景。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虽然这里没有说明购买茶叶运送到北方去贩卖，但从商人逐利的个性以及下文“去来江口守空船”进行分析，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可见在黄河流域从江淮地区运送而来的茶叶数量庞大——“所在山积”、种类甚多——“色额甚多”，显示出通过大运河运送而来的茶叶成为北方地区社会生活的依赖品，消费量非常大。甚而有产自福建的团茶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日本僧人圆仁离开长安回国时，杨敬之派人送给圆仁“潞绢二匹，蒙顶茶一斤，团茶一串”。过去学术界多认为团茶是宋代才有，果如圆仁所记，那么团茶饮用的历史可以提前到唐代，且已经销售到了黄河流域。陆羽（字鸿渐）作为“茶圣”也颇受卖茶者敬重，“巩县陶者多为瓮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陶者制作陆羽偶人的目的是为了保佑卖茶人生意兴隆。
图3：茶圣陆羽画像
一些茶商因为贩运茶叶到北方而获利颇丰。元和初年，在同州韩城县芝川南村有南方来的客商因贩茶而获利，“有蔺如宾者，舍于芝川。元和初，客有王兰者，以钱数百万鬻茗，止其家积数年，无亲友之来者。一旦卧疾，如宾以其无后患也，杀之”。从贩卖茶叶获利数百万足以显示南北经济交流的盛况。会昌年间，崔碣为河南尹，“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
再次显现出唐代中后期贩运茶叶利润丰厚。随着茶叶在北方销售地域的拓展，南方地区一些具有特色的茶叶如祁门县茶叶销售地域甚为广阔。咸通三年（862）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马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云：
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将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元和初，县令路君常患之。闻于太守故光禄大夫范卿，因修作斯处。其后商旅知不履阊门，果竟至籍户。
此后元和到咸通年间，阊门溪水道年久失修，从长庆年间县令王迅到咸通年间的县令陈丹看到阊门溪泛滥的情形，“必期改险阻为安流，回激湍为澄碧”，后又请求歙州刺史崔公允准，陈丹除了以自己的薪俸作资金，还用“茶羡”购买修建水利工程的石料，“因召土客商人船户接助夫使咸适其愿，无差役之患，无箕敛之弊”，水利工程从咸通元年（860）六月开始，至咸通三年二月完毕，“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张途不仅介绍了祁门县茶叶种植历史，而且对祁门县外销盛况做了介绍，展示了阊门溪疏浚之后通过大运河实现祁门茶叶外销地域范围扩大。祁门县的茶叶种植及外销在唐代中后期影响深远，成为从唐德宗开始之后又一茶税的征收地，唐文宗太和年间，“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正因为外销规模较大，茶叶成为唐代征收赋税新的税种。
隋唐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水上通道，在隋唐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皮日休《汴河怀古》所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正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实现了运送江南地区粮食到黄河流域的快捷便利，解决了长安、洛阳两京的粮食短缺问题。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也实现了江南地区乃至域外特殊物品运送到北方，特别是以橘和茶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特产运销北方，更是体现了大运河作为一条黄金水道的重大作用。
文章作者:薛瑞泽、王彦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