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不会自动找上门来，而是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发现。
以统计学为例。数据分析毫无疑问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实际上现在很多领域，不管是银行、医药还是运动管理，离开基本的统计技能几乎寸步难行。
然而人们不会天生喜欢统计学。人们讨厌复杂的线性回归和统计学枯燥的教学方式，也对反复审视统计数字、画柱状图缺乏热情。
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霍利曼非常了解这种矛盾。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的每一台电脑上都安装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软件，比如R或者STATA软件。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扎实的数据分析，几乎就没有办法完成和发表任何一篇论文。
然而，他的学生们一提起关联性分析就牢骚满腹。他们觉得统计学太枯燥了，完全是对他们现实生活毫无价值的痛苦纠缠。
在大学时期，霍利曼是全美橄榄球赛的进攻前锋，至今仍保持着长期坚持对抗性体育运动的人所具有的精力与热情。几年前，他决定尝试激发学生对统计学的兴趣，于是让几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写一写统计学在哪些方面与他们的生活有所联系。
霍利曼教授的初衷是帮助学生们发现统计工具的价值，研究人员用问题引导他们，例如，“你们以前在生活中使用过统计工具吗？”“你们想象一下，护士、销售员或者职业经理人，在哪些方面可能会用到统计工具？”每个学生都写了一两页。
结果非常明显，通过描述自身与统计学之间的联系，学生们都增加了对统计学的兴趣。评测结果显示，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一个等级——从C中达到了B中。换句话说，通过向学生们解释统计学对他们将来职业、爱好、家庭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
此后，霍利曼针对不同的场景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曾经让高中生写一写科学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霍利曼和研究员朱迪丝·海拉齐维茨一起，给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本指导手册，帮助家长与子女讨论科学对于子女未来职业的可能影响；为使科学类家庭作业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方法。
尽管个别人不怀好意地批评霍利曼，比如，一个高中生就气愤地写道：“你少来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大部分人都愿意参与到霍利曼的实验中来。有的学生会写一写将来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掌握数学技能会有什么好处；有的学生会谈一谈各种技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哪些帮助。很多人都觉得，掌握一项专业技能是一件让人发自内心感到愉快的事情。
霍利曼教授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制造价值感。比如，奖励、新奇和环境，这些对于每个人发现某种意义都会有所帮助。在这方面，内生动机或者自发的兴趣，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形式。我们做某些事，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想去做。归根到底，如果希望有动力去学习某一专业，那么就必须自己去发现与这个专业的关联在哪里。
与霍利曼一起工作的心理学家肯·巴伦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理解。不久以前，巴伦列出了一个公式，他说：“我尝试把自己40多年的研究工作，在一张餐巾纸上做个总结。”
这个公式是：
动力=一系列的付出（即完成某一任务所需要的努力）+对目标的期待（即对自我效能的理解）+价值感（即事物的意义）
巴伦认为，最后一项因素通常最为关键，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
我们对巴伦的说法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从小就听老师说这些因素很重要。家长一提起家庭作业，也会不厌其烦地唠叨：你将来会用到这些东西的。现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也一样经常提醒我们：你将来的生活，可全指望你的退休账户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简单说，仅仅告诉人们某些东西很重要是远远不够的。霍利曼教授发现，单纯告诉人们某些事物很重要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威胁或者过度干涉。
事实上，人们需要自己发现事物的意义。价值感是一个人自身对事物的感知，对知识与技能的感知，是在所学知识与自身生活体验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霍利曼教授认为，价值感是一种机制，它的工作方式是促使人们思索“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优秀的公众演说家或者一个好的解说员，会让他们的演讲材料与听众紧密相关。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有这样的魅力。如果演讲题目与马尔代夫有关，像克林顿这样驾轻就熟的演说家一定会问问听众有没有去过马尔代夫；如果演讲内容涉及战争冲突，他会问问听众有没有亲戚曾在军队服役；如果谈论类似IT（信息技术）工具这类的话题，他可能引导听众想想自己所使用的电脑。
霍利曼的这一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经历过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学习起来会更有动力。针对学习，我们的动力在于想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希望通过弥补自己的知识差距来理解事物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是一个自我激发的过程。我们对统计学知识掌握得越多，就越想知道与统计学有关的事物。
假如我知道一些事情，比如金星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我就会希望知道得更多：为什么金星那么热呢？再比如，我可能懂得一些数据分析的技巧，那我比一般人对辛普森悖论可能会更有兴趣；在这个着名的统计学悖论中，我会好奇分组统计与总体统计的比例趋势为什么会呈现出互相矛盾的结果。
